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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既然是多余的,又何必说呢?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,余剩的日子,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,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。就是有话,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。

《多余的话》是一篇相当奇特的文学作品。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,在身陷囚房、自度将死之际,留下了这篇“自白书”式的文学遗产。作者以罕见的自我精神解剖,以坦率真挚的情感表露,深刻表现了内心的种种矛盾。读者看到的不是顶天立地、大义凛然的革命者,而是日薄西山、疲惫不堪、软弱畏缩、对自我充满否认的文人形象。尽管有观点指出这件作品有可能是作者为“求生”而自污之作,但至少至少,借助这篇争议不断、始终被排除在主旋律之外的自白,我们能一窥当时左翼文人的困境与时代精神。

什么是“多余的话”?革命者生命将逝,明明可以磊落地走向成为烈士的归宿,却偏偏要跳出“革命”的意识形态所加给每个革命者的“命运轨迹”,写下什么自白否定革命、否定这种叙事,这不是很多余吗?那么为什么还要写……作者交代得明白:“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,不能够不发作了”“文人积习未除”。在这一刻,作者自愿脱下了革命者的cosplay服,露出的、可待“分析”的当然只有遍体鳞伤的躯体。所谓意识形态,是枷锁,更是铠甲。革命者在被四面包围的绝境中却丢下了武器,吟诗作赋起来,是悲壮,是愚蠢,还是清醒呢……“多余”的人,或者说“多余”的人格——文人,写下“多余”的话,这便是这份自白书的“真相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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